中国艺术史维度的“精神远方”
2015-11-13
来自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李松老师因为美术概论和中国美术概论两门课程为全校同学所熟识。课堂之上，他在数千年传统美术史中游刃自如，娓娓而谈；课堂之外，他醉心学术，走访各地，以视觉材料为起点，追问历史真相。“要能站到高处审视历史，往前能够看一千年，往后能够看一千年”，这是他对自身研究的要求，也是对燕园学子的期待。在忙乱的期中季之外，我们不妨也来看看，那个来自神秘的艺术史维度的“精神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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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群体、民族，一定要认清过去，认清以前文化中的高峰、认清当时的大师甚至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我们要懂得去站在艺术的各个高峰之上，创造人类文化的新高峰，而非生活在洼地，只看到近期短短几十年的生活。”
（以下【问】为记者宋爽、严胜男，【答】为李凇老师，访谈经过少部分删节）
问：我们注意到您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中国美术史，能谈谈您为什么选择这一研究领域吗？从佛教美术史到道教美术史，您的研究兴趣似乎也在不断外扩？
答：我主要在做的是中国美术史，按照西方的说法就是“中国艺术史”。选择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其实有些许偶然。86年的时候我到西安读研究生，我的导师一再强调，艺术史研究必须是针对实物进行的研究，其核心在于作品，概念、人物等都要围绕着作品来生发。这一观点让我受益终生。由于大学期间我一直在学绘画，导师原本建议我去做绘画史方面的研究，但考虑到在西安没有太多绘画史的实物，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在当地较易寻得的材料——佛教造像和石窟——来进行研究。读硕士的几年时间里，为了研究我基本上也是“各处跑”，先是在陕西省内，后来沿着丝绸之路走访了甘肃、新疆，再后来又去到南方。
佛教艺术其实是一个“系统”，首先要从这个整体系统入手，然后再从其中找一个点。像我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找到的切入点便是陕西佛教石窟。做研究的过程其实常常会有一些“绑架人”，可能你在最初并不是想死心塌地的研究这个定点，但一旦进入，就会像螺丝一样，一圈一圈，一层一层，不知不觉就钻下去、完全的深入化，最终发现自己其实在这方面有所长，并且也生发出很大的兴趣。对我而言，这个定点就是佛教艺术，而后又由佛教艺术逐渐触碰到了道教艺术。做这个领域往往需要去琢磨中国历史早期的一些东西，继而也要思考它们和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
总体来说我做中国艺术史的一大特点即是对着实物来做。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我看过、或称是反复看过的东西。我现在对学生也会做同样的要求，研究不该总是从画册或间接材料入手，而是要去寻找直接材料，要对其有最直观的认识。我们研究的是艺术品，它们是人为制作同时也是制作给人看的事物，因而我们就具备了一个天然的优势——古人之所见与今人之所见在视觉上是相通的。相关研究必须从这一视觉通道进入，借此复原或追问我们的文化与历史。
问：实证、实地考察在您的研究中似乎处于较重要的位置，能谈谈您所认为的艺术史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渠道上的一些独到之处吗？
答：从研究方法上讲，首先是要寻求材料、将材料坐实，确定其真实性及首要属性（如内容、所处时期等）。这第一阶段的内容其实和考古学有很多相同之处，即我们首先是要去“认识材料”；但在认识材料过后，还要去寻求角度去理解、解释，这一阶段是艺术史研究的重点，也是和考古学有所不同的地方。
我这些年之所以在材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是由于前期的考古研究没有跟上。考古学通常会比较重视发掘新的东西，但这些往往是可遇不可求，我们仍要关心已有的材料，学会立足于已有的事物。因此我们在进行艺术史研究时就需要去补充一些基础的工作，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的研究。希望借此可以把自身的文化认识得较为清晰、客观，也希望能得到公认的、经得起时间拷问的知识。
当然，艺术史研究也并不能完全局限在材料一面，材料本身是做不完的，在研究的过程中，要明晰材料与认识的“相通性”，将材料视为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入门的窗口。我们从其中进入，选择一个特殊的角度。这一角度就与历史学家等所立足的角度不同，后者往往从文字文献的角度入手，我们则从视觉材料（如绘画、雕塑）着手来做，文献在此则起到辅助的作用。文、史、哲等一些学科在总的意义上来说其终极目的都是相通的，即要去认识一个实体，认识中国的文化，就是所选渠道会有不同。就艺术史领域来说，看懂视觉材料就是我们的看家本领、独门优势。如果不在这一点上下功夫，那这一门学科可能就没有太多存在的理由。
长久以来、尤其是最近这数十年，中国整体的艺术史研究是在不断深入、不断进步的。近期有一些“声音”仰慕民国时期的学者及其学术成就，其实就我所了解到的，我们近几十年的艺术史领域的学术进步会远远大于民国时期，甚至比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大得多。目前这一领域的学术氛围和背后的文化氛围还是非常的好，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是很有信心。
问：艺术史研究与“历史真实”、与当下的关系分别是怎样的？能谈谈艺术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状况吗？当下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似乎也在努力开辟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研究之路？
答：艺术史是跨学科的，它一端在艺术学领域，一端在历史学领域。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它所跨越的还不止于这两个学科。比如我做宗教艺术史，就还要进入宗教学的领域中去，也有一部分会涉及民俗学的内容。所以艺术史是很难界定的，毕竟它是以“材料”为对象，且“艺术”这个概念本身是较模糊的、有多种变化可能性的，所以我们就必须服从这个学科的特性，也要不断的去变化。
艺术史是一个大仓库，里面会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如果把每个学科划一个圈，那么艺术史就是处在各个圆圈中间的，与每一个学科都有一定的重叠部分。至于重叠的多寡，就要看每一位研究者的研究兴趣、具体主张。像我个人会倾向于往历史学方向深入，这一面向着重追求“历史真相”，如果我们放弃追求真相，就会失去客观的标准，研究就会丧失意义，甚至沦为“散文写作”。在研究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们寻求的是历史的事实真相，有的时候是文化的真相，研究者必须参与这样的“真相”讨论，从自己的视角讨论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
至于“与当下的关系”，我想所有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人文学科的一些东西都不是最具实用性的，而是基础性的。如果硬要说它和当下应用、实用方面有着如何如何的关联，未免会有些夸大。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从事当下研究还是古代研究，它的目标都是统一的，即要树立民族文化的规范与自信。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还是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文化的发展往往是连续的，无法拦腰切断，因而我们就有必要认清自己的来源。实际上中国的、尤其是二十世纪的一些艺术大师常常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间穿越，尽量的跳出去，和历代文化中的大师对话，在其中找到灵感、体会自身存在的价值。唯有这样才能真正站到文化的高峰上。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其有精神上、文化上的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往往要从历史中延续而来，我们要伴着这些事物才能生活的踏实，才不会有被“放逐到火星”上的感觉。
我们要活在历史的延续之中，与历代文化大师为伍事实上是很幸福的事情。当下社会之所以会有少量试图切断历史的“声音”，正是由于他们没有看到生活在一个大师云集之地的乐趣。做趋于历史方面的研究并不单纯是为了把古代的事情说清，对于个体来说，不需要知道唐代汉代的事情一样可以生活，但对于群体来说，如是的生活状态就不是十分的健全。作为一个群体、民族，一定要认清过去，认清以前文化中的高峰、认清当时的大师甚至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清明上河图”说的不就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嘛，笑）。我们要懂得去站在艺术的各个高峰之上，创造人类文化的新高峰，而非生活在洼地，只看到近期短短几十年的生活。
总是要有一批人要去有如是的历史担当。学者一旦有这种担当就会觉得自己的学术工作并不枯燥。文化的发展是一条连续的河，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进入到文化的情境之中，拥有对自身文化的认同。
问：您在北大艺术学院执教多年，期间您不仅承担本专业学生的教学工作，还开办了一些通识性美术课程，如平台课美术概论和通选课中国美术概论。请问您如何看待艺术史教育的问题？您在北大开设相关课程是否也是一种继承、强化北大美育传统的尝试？
答：我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北大的同学将来想以艺术实践为职业的同学会很少，绝大多数同学也不会想当艺术家，但是不可否认我们需要认识艺术。学习艺术其实是思维训练的一部分。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比如中文系、历史系等文科专业的学生，他们从小读书，古文读了不少，很会考试，但是对于艺术的视觉材料非常陌生，到了美术馆不敢开口说话，看不懂展品，觉得没有底气，这是因为他们之前没有受到过专业系统的艺术方面的学习训练，没有判断力，不了解什么是判断好坏的标准。中小学教育的不健全培养的是只会考试的人。进入大学之后学生要从应试教育的束缚中跳出来，在考试中争第一名的意义不大，重要的是应该补足自己欠缺的地方，健全自己。就像一个人患贫血，要治贫血病，或者胃不太好，要治胃病，要针对治疗。我们开设文化艺术的课就是对学生健全自身的一种针对性治疗，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成为健全的人。文化是代代相传的，作为文化的传承者，我们不能对自己的文化一无所知。
另一方面，对个人来说，课程设立的意义也在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对文化的判断力。通过不同的课程我们为大家提供不同的视角，让大家从不同的课上对中国文化有完整全面的了解，这样同学毕业之后才像北大的学生。
教学的难点在于如何做到既有深度又有趣。如果课程能够吸引学生，让他们学到在别处学不到的知识，认为这些知识对自己很有用，这个课就上好了。大学教授的科研压力很大，不可能投入100%精力教学，因此教授和学生的互相沟通会很少，我个人就会因为和学生沟通不够而不知道学生关心什么，这也是我很遗憾的事情。我目前设想的是以后借助慕课课程和学生有更多的互动交流。
问：您对当下社会相对浮躁不够重视美育的现象有什么看法？北大在这方面的表现如何？您对校园内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们有什么建议吗？
答：大学生如何应对大环境是一个相对复杂、牵涉广泛的话题。
很多家长和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专业好不好找工作、工资高不高，但这其实是很难回答的问题。能不能赚钱和所学的专业没有太大关系，人的价值体现和幸福感也和赚钱多少没有太大关系。北大学生应该在物质方面做到超脱，要意识到上北大的目的不是为了比别人多挣钱，如果抱着这样的期待来读北大会很失望。北大的优势在于精神和文化层面的优势，极端点来讲，“到北大来不是学有用的东西而是无用的东西。”北大学生应该有远大的文化抱负和历史责任感。进入北大学习的很多同学自身的变化会很大，会经历一个从不知到知，从错误的认识到正确的认识，从个人到社会的过程。因此我希望北大的同学不要轻易被社会潮流误导。比如如果下定决心钻研学术就不能指望发财。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能够体会到不同于物质追求方面的乐趣，学者不是苦行僧。年轻人对这一点不了解，觉得做学术很苦，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深入了解学术领域。北大的培养目标是让同学们成为有社会责任感和高瞻远瞩能力的精英，要能站到高处审视历史，往前能够看一千年，往后能够看一千年。
（按：本篇人物专访出自北大官微，采访记者为宋爽、严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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