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则稍显含糊，写道：“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
《资治通鉴》也有类似的记载：“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后汉书》的表述最为直白，明确写到董承等人接到了汉献帝的密诏，任务是“讨曹操”。然而，《三国志》和《资治通鉴》在记载上显得不那么确定，它们的表述只是说董承“称”或“辞”收到过“密诏”，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个诏书是由汉献帝亲自发出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史学家在写史时往往无法做到完全客观和真实，受到当时政治气候、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史书的内容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值得一提的是，《后汉书》是南朝宋时期的作品，南朝宋的统治者自认为是汉室的继承人，因此在描述曹操的行为时带有贬损之意。《后汉书》中明确写到“曹操自立为魏公、魏王”，其实是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做法的批评。而早于《后汉书》问世的《后汉纪》却有着不同的表述：“五年春正月壬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谋杀曹操，发觉，伏诛。初，承与刘备同谋，未发而备出。”（《后汉纪》卷二十九）
这两部史书对于“衣带诏”事件的描述相差甚远，进一步凸显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扑朔迷离。笔者认为，《后汉书》作为史料的价值并不如《三国志》或《资治通鉴》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追求的严谨治史态度使得其对“衣带诏”的态度更加谨慎，摒弃了《后汉书》的说法，而采纳了更为含糊的表述，意味着他也对“衣带诏”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对于“衣带诏”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单从史料中的字句推敲，并不足以下定论。那么，是否有证据能揭示这一事件的真相呢？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衣带诏”，如果真有其物，不可能保存至今。即便董承等人计划暴露，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或献帝，肯定会销毁这封诏书。即便它未被销毁，而被曹操掌握，这封诏书对曹操来说显然没有任何益处，反而会成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策障碍。因此，曹操在处理完董承等人之后，也必定会销毁这封诏书。
那么，除了董承与曹操之外，谁还能提供更多线索呢？答案是：刘备。
刘备是这场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与董承一起策划了“讨曹”行动。如果“衣带诏”确实存在，那么作为主要的反曹力量，刘备一定知道诏书的内容。令人费解的是，在所有关于刘备的历史记载中，竟没有找到一丝他提及该诏书内容的痕迹。如果刘备确实得到了献帝的“衣带诏”，那么在他日后的政治斗争中，这封诏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资本——它可以证明曹操胁迫天子、妄自专权的罪行，也可以为刘备争取民众支持。
然而，刘备在其一生中从未提起过这封“衣带诏”，这无疑让人对其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此外，刘备在后来的称帝过程中虽然提到曾与董承谋划除去曹操，但依然没有提到“衣带诏”。如果真有“衣带诏”，它无疑是他反曹行动的有力凭证，但刘备始终没有在关键时刻提及，这不禁让人怀疑这封诏书是否真的存在。
从客观的历史背景来看，汉献帝在建安五年时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被董卓操控的少年皇帝。面对曹操的权力日益膨胀，献帝作为一国之君，自然会对曹操的专权感到不满。而且，许多如董承、刘备等人也都心怀汉室，准备与曹操一决高下。然而，尽管如此，献帝凭借自己的力量难以直接挑战曹操的统治，如何在去除曹操之后稳定局势，是他未曾考虑过的问题。因此，献帝不太可能轻易发布“衣带诏”，让几位将军去密谋除掉曹操。
总的来说，通过分析现有的史料，笔者认为，所谓的“衣带诏”并没有实际存在。很有可能，这一事件的背后，是董承等人的自编自导。即便当时有“衣带诏”，它的存在也未必能改变局势，甚至可能引发一场更大的动乱。
——林森
参考资料：
［1］《后汉书·献帝纪》、《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献帝起居注》、《后汉纪》卷二十九、《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2］饶胜文《大汉帝国在巴蜀：蜀汉天命的振扬与沉坠》
［3］吕思勉《中国大历史》
［4］田余庆《秦汉魏晋史微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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